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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
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
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
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——《断章》
这首小诗，八十多年了，还在被人念着、抄着、记着。写它的人叫卞之琳，江苏海门人，一九一○年出生。二○○○年十二月二日，他在北京去世，差六天就满九十周岁。之后，葬在了昌平华夏陵园。
说起来，卞之琳这一生，跟诗缠得太深。十四岁那年，他第一次买了一本冰心的《繁星》，从此对新诗着了迷。少年时读郭沫若、徐志摩、闻一多，读着读着，自己也开始写。一九二九年，他从上海浦东中学毕业，考上北京大学英文系，北上那天，火车上对面坐着的，正是刚考进清华西语系的钱钟书。两个十九岁的年轻人，大概都没想到，日后会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家。
在北大，他师从徐志摩。徐志摩早就发现这个学生有诗才，不仅把他的诗发表在《诗刊》上，还请沈从文写题记。因为这段经历，卞之琳被公认为“新月派”的代表诗人。可他后来走的路，又不止于新月派。他更醉心法国象征派，又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里汲取营养，把东西方的揉在一起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他的诗精巧，含蓄，耐琢磨，有时又晦涩得让人读不懂。当年连梁实秋、胡适都大呼“看不懂”，可看不懂归看不懂，还得承认——这诗有味道。
他一生写的诗，不超过一百七十首。有人算过，平均下来，一年不到三首。他把诗当玉来雕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二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高洪波说他是“中国诗坛的琢玉者”，这话不假。
除了诗，他还翻译。十九岁就译过莎士比亚的《仲夏夜之梦》。后来译的《莎士比亚悲剧四种》，代表了中国莎译的高成就。上影译制厂那部经典电影《王子复仇记》，配音台词主要就根据他的译本整理。他译诗也讲究格律，要用诗体译诗，不能散文化。同行评价，在莎士比亚的诗体翻译中，成就较大的就是他。
一九三八年，抗战第二年，他去了延安，又去太行山区前方，随军生活了一段时间。那一年，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写出了《慰劳信集》，歌颂抗日战士和群众。闻一多读后，大为赞赏。有人说他转变了，他自己不这么看。他晚年常说一个词：螺旋式上升。人不是转向，是一直往前走，只是走得快了一点而已。
一九四九年以后，他回到北京，在北大西语系教书，后来又到社科院文学所、外文所，一辈子做研究和翻译。文革时受过冲击，七十年代进过干校，文革后重新拿起笔，把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译完。一九八八年，这套书终于出版。
晚年，他是寂寞的。社科院那栋宿舍楼，他住顶层，别人家在搞装修，他家墙上的石灰在脱落。大书架把外面的光线挡了，白天也要开灯，他就坐在那儿伏案写作。学生去看他，无论什么时候去，他都在家。耳朵不灵了，跟人说话费劲，他就给老友冯至打电话，多的时候一天两三次，每次聊很久。冯至说话得很大声，挂了电话往往疲惫又感伤。后来冯至跟人说，卞之琳耳朵听不清，总是自说自话，也许他太寂寞了，但不这样，会更寂寞。
八十岁那年，他的学生给他贺寿，冯至赋诗一首：“不必独上高楼翻阅现代文学史，这星座不显赫，却含蓄着独特的光辉。”
十年后，学生们再次发起学术讨论会，为他贺九十大寿。有人从美国抱病赶来，下飞机却听说，卞之琳当天上午去世了。
原定的会议照常开，只是贺寿人都成了送行人。他生前喜爱白玫瑰，有人将两朵白玫瑰轻轻放在他的胸前，俯身告别。
如今，他葬在华夏陵园。他的墓前，或许也有人站着看风景。看那青砖墙，看那燕瓦顶，看那松柏的影子落在地上。看风景的人，不知道会不会想起那句诗——
“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
来过的人，走了。没来过的人，还会来。那首诗还在，那些译作还在，那些年月的痕迹还在。它们替一个人活着，替一个人等着。
等着下一个站在墓前的人，静静地看一会儿风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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